我似乎已经下了最后的决心,要抛开一切,轻装上阵,投入生存的竞争。可这样想着又把自己吓着了:“那样我是谁呢,我还是个知识分子吗?”赶紧缩了回来,把那些想法关在心灵的大门之外。我自我欣赏地品味着想象中的门关上的瞬间发出的那“砰”的一声震响。
我对自己在《中医研究》上发表的论文抱有很大的希望,我想凭着这种努力改变处境甚至命运。可周围的人谁也不在意,几乎没有人提起这件事。这使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,当我把论文报到省里去评奖时,还没入围就被刷下来了。想着这件事我有几个晚上睡不着,似乎也没有特别大的痛苦,可就是睡不着。我至少明白了,在一个操作的时代寄希望于公平是很可笑的。世界变了,我怎么办?我失去了努力的方向,再多写几篇,别人也不当回事。只有尹玉娥说了一句:“池大为你不错啊,坐机关还惦记着业务,厅里也就是你了。”我一下子觉得跟她拉近了距离。好长一段时间我什么也没干,上班看报纸,下班看电视,欧洲各国的足球联赛,什么意甲,英超,几乎成了我的精神寄托。我跟齐达内等人建立了感情,也理解了为什么会有人把足球当作信仰,为足球疯狂。
胡一兵打电话来约我去随园宾馆喝茶,晚上我就去了。见了面他说:“我打算下海了。”我说:“开什么国际玩笑,电视台几个人能挤进去,你端了金饭碗倒想摔了它吧?你当年考大学做梦都想当记者,梦实现了,你也不安份了。”他说:“大为你知道,我小时候没想到自己有今天。我读初中时,看见父母顶着太阳在田里捞一口饭吃,而供销社的售货员却坐在树荫下闲谈,那时我最大的理想就是到供销社去做一个售货员,不要晒太阳下水田,人上人啊。读了大学才知道那不是什么好事,我有了今天,我要珍惜。好多次自己抓到的话题都被领导给毙了,我憋得半死我都忍了,我要珍惜啊。可到今天我再珍惜我就不是我了。”原来前一段他们节目组收到群众来信,拆迁户对孟甫区旧城改造的安置工作不满,他就带着搞摄像的记者去了。采访了十个人,有一个人满意,一个人无所谓,其它八个气都大得不得了,旧房收购价太低,周转房离城太远,质量也太差,小孩上学也不方便。总之一切承诺都没兑现。他回去就把新闻发了,主任审查也没说什么。可当晚区政府就来了电话给黄台长,要求电视台注意舆论导向,黄台长还含糊其辞顶着。第二天市政府办公室又打电话来了,宣传部还特地来了人,要求支持区政府的工作。他挨了批评,第二天硬是把那个满意的人的录相播了,这代表了民意!我说:“无冕之王个别时候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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