翰林院的日常活动,既是履行其处理政事的职能,同时更具有锻炼能力、增长见识的意义。譬如,以皇帝名义颁发的各种诰敕本应阁臣起草,但实际上一般性文件多由翰林代笔,这项工作有助于翰林官适应政务、加深阅历、加强对国家事务的熟悉;对明代历朝实录的编写一般由阁臣领衔,翰林负责实际编修,这项工作加强了翰林官对前朝政典故事的深入了解;而在经筵侍讲中,翰林官又因此而不断熟悉朝廷仪制和国家要政;同时由于经筵讲读而形成的亦君臣亦师生的关系,成为翰林官在院期间或日后为官主政时启沃君心、对皇帝施加影响的重要条件。
此外,翰林官有着更多的亲炙鸿儒、接近权要的机会,又能饱览史料邸报,参加某些重要会议,便于对政局时事获得具体而深入的了解。这些都使翰林学士不断积累政治学识和经验,为日后准备较好的政治素养,因此这个官儿不大,但这类职位在明朝前途光明,较容易升迁为高官,但前提是有政绩,在翰林院什么是政绩,编修史书无疑是最大的功绩了,所以每年的科举后,朝廷总会让那些有才学学子,进入翰林院,编修前朝或者本朝的史书、会典、史稿、好获得升迁的资历。
王直永乐二年进士。授修撰。历事明仁宗、宣宗二朝,累升至少詹事兼侍读学士,在这个位置待了有些年月,早就想挪挪位置,因此这次的编修《元史》格外的用心,他先让曾鹤龄等人将元朝各类典籍从国库中寻出,其中包括《文》、《历志》、《地理》、《河渠》四志的史料,除此之外,一是实录,二是《经世大典》,三是文集碑传,四是采访。如此耗费了一番功夫后,才着手编修工作,由于成吉思汗建国以前,蒙古人还没有文字,后来借用畏兀儿文写蒙古语,创制了畏兀儿字的蒙古文。
到元朝问鼎中原后,忽必烈又命国师八思巴用藏文创制“蒙古新字”,作为官定的蒙古文。因此蒙古建国前和建国后的一段历史,都是后来追述的,比较简略,也有错误。蒙古太宗(窝阔台)到宪宗(蒙哥)时期编成的史书《元朝秘史》,就是用畏兀儿字的蒙古文写成的。这部史书对了解十二至十三世纪上半期蒙古族历史有重要价值。
元世祖中统二年。由参知政事王鹗建议,忽必烈始设翰林国史院,开始纂辑国史。至元年间,又设立蒙古翰林院,专用蒙古文记录史事。这些机构的设立,使元朝除了元顺帝的“实录”缺失,其他十三帝都有较为完整的“实录”,为撰修《元史》提供了主要史料依据。后来由于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无实录可据,当年朱元璋为了弥补元顺帝一朝历史,派欧阳佑等十二人为采访官,到北平(今北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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