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士奇点零道:”改当然是要改的,可事儿得用什么理由改,该如何改,得要一个章程才是?“
宣宗道:“章程前朝有的是,以杨爱卿之能,这事儿并不是难事,到是这借口,的确需要费些心思,朕可不想落一个乱征乱收的名声?杨爱卿你看这事儿?”
杨士奇道:“这事儿不难,杨大权敢冒下之大不韪提起征收商业税,必是有所准备,这商业税的借口只怕早就在他的肚子中,就等陛下派人去询问了?”
宣宗双眼一亮,道:“言之有理,这事儿就交给他了!
苏州、巡抚衙门。
杨峥正低头阅读况钟送来的永乐年市舶司征收税收的理念,因郑和临走时的嘱托,他看得十分认真,明朝市舶的含义与宋、元不同,宋、元对进行海上贸易的中外船只,均称市舶,明朝则专指在中国近海停舶之外国商船,商舶专指中国居民载土产运往海外贸易的商船。
明朝实行贡舶制度,即海外诸国来华贸易,必须向明朝廷进贡,进贡后则准其贸易,如不进贡则不准贸易。其市舶原则,既无财政目的,又无互通货贿的意义,唯以通好、怀柔为原则。在这种原则指导下,明朝对海外诸国来华贸易的货物,不征市舶课,有时官府对海舶带来的货物实行抽分,但却从优偿给其值,这种抽分实是官府高价收买而已。对于贡品,国家亦高于原价给其值。至于国内商船则实行禁海政策,一般严禁出海,只有官府派官率船出海,如郑和七下西洋即属于此。但其目的不在于进行贸易。只是招抚远人。除此之外,大多数的市舶司多是负责贡舶管理和监视,通报敌情,不负责商舶的管理和征税,以至于市舶司多年作用并不明显,随着郑和下西洋停止后,几乎荒废,让人不免惋惜,这一番研究杨峥发现,大明的市舶司之所以比不上宋代,一方面固然有明朝自洪武起就不注重海上贸易有关,另一番也是明代统治者不善于管理市舶司有关,使得市舶司难以发挥到真正的作用,久而久之便无人重视了。
郑和临走之时的构想虽有些大胆,但不可否认并非不可实施,下的商莫不是讲一个“利”字,利益大,利益长,万物必能长长久久,下西洋如此,市舶司同样如此,宋代市舶司能贯穿整个宋代三百年除了宋代疆土狭,赵宋当权者不得不将目光方向海外之外,最大的原因在于宋代市舶司所带来的巨大的利益,海外的贸易通过市舶司抽取十分之一到十分之二的税,大宗的货物,田市舶司收买,市舶司不要的,才允许私商购销。北宋庆历中,每年商税收入为一千九百七十五万缗,熙宁年间更多一些,约占总缗钱(商业总收入)的三分之一。利益不可谓不大,据《宋史#8226;职官志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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