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洪范》八政,首言食货;《禹汉》三事,终于厚生。理财,王政之要务也。后世迂腐好名者流,不识义利,不辨公私,徒以不言利为高,乃至使人不可以为国。殊不知聚人曰财,理财曰义,又曰义者利之和,则义固未尝不利也。义利之分,惟在公私之牛苟出乎义,则利皆义也,苟出乎利,则义亦利也。而徒以不言利为高,使人不可以为国,是亦以名为利者耳,而岂所谓义哉?。文章的意思很简单,目的也很明显,经济管理是君王政务的重要内容,后世那些迂腐好名的人物,不懂得道义与利益的关系,分辨不了公私的界限,光是把不谈利益当作清高,搞得社会国家都无法治理。根本不晓得能够使人聚合到一起的正是财货,理财的道理便是道义。道义便是利益的和谐,那么道义和利益本来就不存在矛盾的啊(道义是可以,并且是应当用利益来衡量的,假若道义没有利处也就不成其为道义了),文章并非是提出发展商业,收取商业税收的好处,其重点是给皇帝,给大明反对官员一个闭嘴的借口,‘聚人曰财,理财曰义’的公利观。要求各级官吏分清公利和私利,如果是为国家创造财富,则‘利即是义’,如果为了个人清名而不顾朝廷生财之道,那就是不义了,身为大明的官员,以不义下,又有何面目站出来谈反对,可以文章的这一番话儿用得甚至狠毒,几乎堵死了下官儿反对的理由,总部能自己站出来我反对是因为我有私心,纵然是骨子里再反对,在这样一顶大帽子的下,也不敢明着出来,大明做官做的不是事,而是道德,没晾德这件外衣,官做得再大也保不准被吐沫星子淹死,正是明白这其中的奥妙,杨峥才不得借用晾德的这件外衣,加以遏制了,文章的中段才委婉的表明了自己对商业的立场,认为只有通过商业互通有无,才有农业的正常生产,商业不能互通,对农业也不利,农业就会歉收;反过来农业不好就不能来支持商业,商业又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。所以他认为农商之间是相互制约的,两者不可偏废。适当的收取商业税无论是对国家对百姓都有莫大的好处,国库充盈了,百姓压力轻了,家家充盈,即使“年不顺成”,或遭遇荒年,也能做到有备无患,可恃不恐,反过来同样反馈给了商业,所谓“生财自有大道,苟得其道,则财用自足。”文章的最后号召各位官员放下私利,以下为公,为宣德一朝商业繁荣,户部吃紧,百姓困苦让一步,做点大公无私的好事。文章出奇的顺利,写好后杨峥又细细诵读了几遍,自认为既给了皇帝想要的借口,又给出了种种看法,表明了立场,想来皇帝有了这个做起事来,怕是要顺手得多。怕夜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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