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代基本上实现了钱穆先生所的“皇帝与士大夫”共治下。而明代的政治生态要恶化得多,朱元璋杀戮、侮辱士大夫乃家常便饭,历代皇帝既要用文臣办事,又千方百计提防文臣,君臣的关系很难达到和谐状态,到了末期更是朝野戾气激『荡』。张居正是整个明王朝“得君”达到最佳状态的大臣,皇帝和太后几乎对他言听计从。连如此之人尚且不能保身后子孙安危,那么整个文官集团还能继续做“得君”之梦么?早在张居正之前的正德朝,大思想家兼大功臣王阳明已经看出“得君行道”太艰难,因触怒大太监刘瑾几乎被害死的他,逃到贵州的深山里,经过苦思而顿悟,把实现政治抱负的眼光投向民间,从“得君行道”的模式进步到“觉民行道”,即教化众民,来实现政治清明,这庶几近于公众启蒙运动了。
张居正死后仅四即被弹劾,继而被抄家,宫秩尽削,玺书诰命全夺,最终被清算,可看成明朝最后一次“得君行道”、“君臣相得”这类传统士大夫梦想的破灭。以后的东林人士企图用讲学、论政等民间舆论来影响朝政,但过于急切,平衡皇权和文官集团权利以及民众权利的全新制度没有建立,矛盾激化后无法调解,终于引发殉和东林党的大火并,一大批有抱负有责任心有才能的士大夫被惨害,士大夫集团和明王朝也恩断义绝,明朝的覆亡只是时间问题,即使张居正这样的救时宰相再生也回无力。对于自己的结局,张居正倒也不是一无所知,他曾不止一次地:“苟利社稷,死生以之”,“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,下事无一可为者”他也曾在与友人们的书牍往来中到自己身后很有可能的结局,但也已顾不得。也就是以张居正的手腕与见识,为自己谋身并非是做不到也不是遇见不到,而是不屑去理会罢了,同样的人还有同时代的于谦,史书所写北京保卫战后,明代宗对于谦信任有加,加封他为太子少保。当时京城人心汹汹,副都御史徐有贞主张“南迁”,实际上是放弃北京逃跑。于谦坚决反对,声泪俱下地对皇帝:京师乃下根本,宗庙社稷宫阙百官万姓所在,一动大事尽去。敢言南迁者,斩!他也反对关闭九门困守的消极态度,主张积极出击,挫败敌军的狂锋,:“不能战,何以守?”他亲临前线,誓师六军:如今事机在此一举,一不奋勇则祸患立至,虽生不如死。
挽狂澜于既倒,干谦厥功至伟,朱祁钰对他更加倚重。他兢兢业业忠心报国,经常在办公室过夜,很少回家。『操』劳过度,痰疾发作。皇帝朱祁钰不仅派遣太监轮番前往探视,而且自己亲自上万岁山砍伐竹子,提取竹沥,送给于谦服用。《明史?于谦传》对于这一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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