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史书的名头?此话怎讲?”于谦一脸的茫然,那一把长须被迎面吹来的冷风吹得『乱』成了一片,差不多覆盖了大半张脸,但于谦仿佛没察觉一般。眯着一双眼睛看着杨峥问道。
杨峥并没有立即应答,只是冲着王振一笑,道:“于大人尚且重名节,轻名利,更何况他人?”
于谦微微一愕,随即明白了这其中的奥妙,古人做史官,往往是要有几根硬骨头的。“秉笔直书”是史家们崇尚的美德。文祥《正气歌》中的“在齐太史简,在晋董狐笔”,歌颂的就是古代的几个“良史”代表。在唐之前,按照不成文的规定,起居注是不允许皇帝看的。多数皇帝都遵守着这个规矩,但到了唐太宗李世民这儿情况发现了变化,大唐初年,李世民有感于自己发动玄武门之变,担心后人对自己的看法,就让褚遂良负责记录他的起居注。有一次,李世民想取过来看一看,褚遂良以“不闻帝王躬自观史”为由拒绝了。李世民问他:“我干了坏事,你也一定要记下吗?”褚遂良:“这是我的职责,当然一定要记。”黄门侍郎刘洎接过话题:“皇帝有过失,就像日食和月食一样,人们都能看见。即使遂良不记,下人也记着呢!”
褚遂良是好样的,拒绝了李世民的“非分要求”。然而,李世民想看起居注的念头并未就此打消。第二年(贞观十七年),李世民找到监修国史的房玄龄,提出看国史的要求。房玄龄本来也想拒绝,谏议大夫朱子奢劝他没必要看,但李世民坚持要看,房玄龄便让步了。总算李世民是个有素质的帝王,当他看到“书六月四日事,语多微隐”———
史官对当年玄武门事变的内容含糊其辞,还要求“削去浮词,直书其事”,让他们如实补记当时的情景。这事儿开了头,就一发不可收拾,原本的规矩也『荡』然无存,史书俨然成鳞王美化名头的重要所在,似朱元璋那种不在乎美名的帝王微乎其微,皇帝平日里看似什么都在乎,那是没有触动其根本利益,所以才能做到事事忍让,一副好话的样子,可一旦触动了最在乎的东西,那么就是另一番景象了,作为守成之君,皇帝既没有太祖皇帝建造一个帝国的丰功伟绩,也没有成组皇帝开拓疆土的勇气,就连治理国家上也不如自己的祖父与父亲,武的不行,只能来文的,因此在名声上皇帝却十分看重,不管王振接着他的名义做了多少坏事,这个人到底是他一手提拔的,惩罚王振等于间接的在惩罚自己,况且王振是跟着他的老人,多年来任劳任怨,就凭这些尚未证实的事情就杀了王振,难免落下一个刻薄寡饶名头,不杀王振一方面固然是有昔日情分这个原因在,但名誉这个缘由显然占据了六成,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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