由于编纂的时间太仓促,缺乏顺帝时代的资料,全书没有完成,于是派欧阳佑等冉全国各地调集顺帝一朝资料,于洪武三年二月六日重开史局,仍命宋濂、王祎为总裁,率领赵埙,朱右、贝琼等十五人继续纂修,经过一百四十三,七月初一书成,增编顺帝纪十卷,增补元统以后的《五蟹、《河渠》、《祭祀》、《百官》、《食货志》各一卷,三公和宰相表的下卷,《列传》三十六卷,共计五十三卷。然后合前后二书,按本纪、志、表、列传厘分后,共成二百一十卷,也就是现在的卷数。两次纂修,历时仅三百三十一。
元朝虽不足一百年,但怎么也也是大一统的王朝,且疆域辽阔,若是从成吉思汗算起,其实时间也不算太短,这样的一个王朝,修的史书竟用了不足一年的时间,其中的记录可想而知了,明显是太仓促了,做得不够细腻,更别,这本史书是在迎合朱元璋要求的前提下编修的,光是史官就有好几波,宋濂倒也罢了,人家毕竟是正儿八经的文学之士,可朱元璋为了彰显自己求才若渴,征来山林隐逸之士汪克宽、胡翰、赵埙等十六人参加纂修,这些的才学着实让人怀疑,事实证明,《元史》因为时间仓促,编纂人数太多,导致许多不足之处,就资料而言,在长期战乱之后,史籍散失很多,一时难以征集,很难完备,已经收集到的资料,限于翻译条件,也没有得到充分利用。如《元朝秘史》以及元朝的蒙古文典籍、档案等等,都是很大的缺憾。所指出的问题主要是:随得随抄,前后重复,失于剪裁;又不彼此互对,考定异同,时见抵牾。如本纪或一事而再书,列传或一人而两传。[,译名不一。史文译改,有时全反原意。沿袭案牍之文,以致《河渠志》、《祭祀志》出现了耿参政、田司徒、郝参政等官称而不记其名。又据案牍编宰相年表,仅删去其官衔而不予考订,以致有姓无名。
《元史》列传照抄碑志家传之类,取舍不当之处甚多。改写纪年的干支,竟有误推一甲子六十年的情况,使史实完全错乱。史料中没有具体庙号的皇帝,改写时弄错的例子甚多,如将tai祖误为太宗,太宗误为tai祖,宪宗误为世祖,世祖误为宪宗等。纂修人对前代和元朝蒙古族的制度也不熟悉,如宋朝各州另有军号、郡名,《地理志》述沿革,却写成某州已改为某军、某郡之类。又如蒙古各汗的斡耳朵,汗死“其帐不旷”,由后代后妃世守以享用其岁赐,《后妃表》编者竟据此名单列为某一皇帝的妻妾。如慈等。所以清人钱大昕嘲笑“修《元史》者,皆草泽腐儒,不谙掌故”,因此下笔“无不差谬”。清代汪辉祖的《元史本证》指出《元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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