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嗯,好!“王振一脸意的应下,便带着杨峥赶往传心殿,两人一前一后,杨峥望着王振匆忙的身影,很难想象这个并不伟岸,甚至有些矮的身影会是开创明代太监专权先河的人物,对于王振,杨峥并没有太多的恶感,到底不过是诵读了几句书,然后仗着皇帝信任,把持了些权利而已,然后趁机打压了不少看不顺眼的文人,弄得百官怨恨,再在土木堡一战,让英宗亲征,从而被后人永远钉在了十字架上,留下了千古骂名,但王振是不是土木堡的罪魁祸首,历来被后来学者争论,首先,《明实录》的记载则突显了其“实”的一面,即也有一些关于王振的正面记载。如对于廉能之人时有引进,先是向皇帝进言,时任两淮都转运盐使司同知(副职)的耿九畴“此人廉介,众所通知”,建议补为空缺的两淮都转运盐使(正职),后是推荐刚直有才干的山西布政司左布政使(一省之最高行政长官)石璞担任工部尚书。对不尽职的官员亦毫不姑息,建议皇帝给予严惩,以儆效尤。
正统六年,掌管国家钱粮的户部官员刘中敷、吴玺、陈瑺等人因处理蒙古使臣的朝贡事宜玩忽职守,被王振检举,并最终予以严肃处理。
明代陆容撰《菽园杂记》记载:宣德年间,朝廷经常派宦官外出寻求花木鸟兽等玩物,骚扰民众。自从王振掌管内廷之后,“悉禁绝之,未尝轻差一人出外,十四年间,军民得以休息……”王振的处事才能也不乏可称道的地方。《明史纪事本末》记载:正统四年,福建一位名叫廖谟的官员打死一名驿丞,驿丞是阁臣杨溥的乡邻,那名官员是阁臣杨士奇的老乡。杨溥主张将官员处死以偿命。杨士奇则想判处那位官员因公事杀人而予以轻微处置。两人争议不定,就请当时执政的太皇太后张氏裁决。当时在场的王振认为二杨都是因为乡邻缘故给出了不尽合理的处罚,偿命太重,因为公事而处理的话太轻,应该给予降级处分,太皇太后觉得很有道理,就依从了他的建议。如此处理,抛开私念,秉公执法,所以能为太皇太后接受,并显示了自己处事的才能,使得他在后来能够逐渐参与到政事中来。
王振掌权时,乐于接纳富有治国经验的三杨杨士奇、杨荣、杨溥等饶意见,每次奉命到文渊阁咨询政事时,三杨跟他讲话,他都是恭敬地站着接受。曾经问三杨他家乡中是否有可以来京师任职的才干之士时,三杨推荐博学多才的薛瑄,王振则将他“召为大理少卿”。对三杨百年之后的接班人问题也多有考虑,且征求他们意见,对他们推荐的陈循、高谷、苗衷等人也是“欣然用之”。此外,王振对有才识的官员亦多有敬重,吏部尚书魏骥声望显着,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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