故意搞理论方面的弯弯，但又不好言辞批判，如果一个言论不当，香港媒体乱捅出来，那就有口难辩了，他不想围绕这个多说，毕竟属于法律理论方面的一些东西，自己也不是专家学者，哪能样样精通呢。

　　他淡淡的道：“这方面的理论，早就铺天盖地，专家学者论述较多。我倒是可以举一个例子，让你能有一点直观的感受香港和内地的区别：比如记在街上看见商店一位营业员骂人，写了一篇短文批评这个营业员，营业员完全不认帐，告记者诽谤，而记者也没有记下被骂的顾客或者旁观者的姓名，更没有现场录音，就是说无法举证，而营业员也举不出他没有骂人的证据，这个案子怎么判呢？在香港就要判记者败诉，因为他未能实行真实抗辩，在内地如果严格执行上述原则的话就应当判营业员败诉，因为他无法证明新闻的虚假。我要说明的就是，如果将诽谤诉讼的举证责任在被告的原则贯彻到底的话，对新闻媒介有利，也就是说对保护言论自由有利。但在实践中，判决上可能会写道：所述新闻没有事实证明，因此新闻构成侵权。因此我个人认为，无可证实的事实不可报道。中国司法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这里有一个对事实的理解问题。什么叫事实？法律上的事实同日常生活中的事实是不同的。法律认为：能够以证据证明的才是事实。法官会说：既然新闻媒介报道了一件事，却没有证据来证明，我又怎么能认定你说的是事实呢？比方媒介说一个人贪污，媒介却提不出证据，难道要被指贪污的人自证无罪吗？所以要判处新闻媒介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。”

　　记者算是明白了，青基会为什么会认为打这个官司一定会胜诉。

　　“曾书记，按照你的观点，是否在这次官司中产生了疑问？”

　　“当然，最大的疑问是希望工程的许多账目都搬到法庭上审查。这让我非常不解，从诽谤法的角度上讲，希望工程不需要证明清白，只需要港媒证明希望工程款失踪到哪里了就行了，否则就败诉。可事实上呢？”

　　记者倒是理解这一点，“本案有关被诉方的那位媒体写文的记者不到场作证，确实会让人气愤，我能理解。”

　　“我没气愤，只是不理解。”曾家辉的嘴上这么说，但语气早就出卖了自己，“本案中，被诉方唯一的证人、记者表示放弃作证，这就是说，港媒对于自己涉讼文章无法履行举证责任，按照法规，被诉方举不出证据证明希望工程有贪污，他写的几段话都没有根据，那么他就要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。可当年青基会对港媒的不实文章发表声明后，港媒却说，如果青基会能够提供具体证据，证明我们失实，我们愿意更正，他们这是把责任完全颠倒过来了嘛。”

　　任谁也可以听出来，他是心中有气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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